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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陸軍,他們如何走向戰爭?

曾夢龍2019-12-27 14:01:46

华体网即时赔率 www.722417.live 眾所周知,作者黑澤文貴是研究近代日本總體戰問題的第一人,本書可謂其至今為止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值姥?/p>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陸軍》

內容簡介

一戰是世界上的首次總體戰,它對日本軍政史的影響卻被嚴重低估。被稱為“一戰世代”的日本陸軍軍官群體,正是滿洲事變、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擔綱者。他們在“大正民主時期”的靈活性,反而導致陸軍在 20 世紀 30 年代嚴重干政。黑澤文貴打破了陸軍與“大正民主”對立的刻板印象,以兩次世界大戰間日本內外體制的變動為主線,勾勒了日本陸軍走向戰爭的全過程。

作者簡介

黑澤文貴, 1953 年生于日本東京。法學博士。曾任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編修課主任研究官,現任東京女子大學教授、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編纂委員、(日本)軍事史學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近現代史。主要著作有《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宮中與政治家》《兩次“開國”與日本》《歷史與和解》《日本紅十字會與人道援助》《日本·比利時關系史》等。

譯者簡介

劉天羽,神戶大學人文學研究科在讀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近現代軍政關系史。

書籍摘錄

序章(節?。?/b>

本書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陸軍為焦點,力圖探討以下三個課題。第一,被普遍視作“保守”性存在的“大正民主時期”的陸軍為何會“革新”化,從而變質成為“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的陸軍?第二,陸軍為何會成為 20 世紀 30 年代日本政治的主角,成為日本走上“通往太平洋戰爭的道路”的原動力?第三,對于所謂自“大正民主”至“昭和法西斯主義”的轉換,可將其作為怎樣的歷史事象加以理解?

截至目前,關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陸軍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三個研究體系。其一是立足于現今仍有很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系譜的研究。其二是基于非馬克思主義的政策決定論的研究。其三是從近年始受關注的軍政關系視角出發的研究。

在第一種體系的研究中,陸軍被定位為絕對主義天皇制機構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其“絕對主義”性質多被強調。此外,也有一些觀點從功能的角度出發,認為陸軍以 20 世紀頭 10 年或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轉化為“帝國主義”性質,或認為陸軍是日本法西斯主義最重要的推動力。但總之,陸軍(及軍部這一總體)被定位為與“民主主義”價值相反的一極,最初便被先驗地假定成批判性研究的對象。

但是,這種理解至少在以下兩點上存在問題。第一,即便“民主主義”與“軍事力量”“原本便難以兼顧”,但若過度著眼于兩者對立的一面,則將難以充分把握擁有多種側面的真實的歷史過程。

第二,這種觀點將“明治時期”的陸軍與“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的陸軍同樣作為絕對主義天皇制機關直接進行關聯,在連貫視角下對其進行理解,是一種將陸軍(軍部)作為所謂“天皇的軍隊”來理解的方法。但是,這樣一來陸軍的實態在每個時期的變化,特別是“大正民主時期”的陸軍所具有的獨特意義將無法得以闡明。

因此,今后的研究中最為必要的事情便是排除這種確信的觀點,從價值中立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分析,并著眼于各個時期內部實態的變化。

第二種體系包含了政治學方法論和歷史學實證主義兩種立場下的相關研究,其內涵不盡相同。如勉強歸納,則二者在非馬克思主義立場與政策決定論兩方面具有共通性。其特征在于都以政策與政治主體(包含派系)為焦點,并基于豐富的史料闡明二者間的關聯性。

因此,相較于馬克思主義式的研究旨在針對已被其“本質”定性的陸軍展開分析,第二種體系能夠解析包括歷史事象細節部分在內的陸軍的多個側面,這大大提高了研究水平。但在這一體系下,“大正民主時期”的陸軍相關內容同樣未被發掘,留待今后的研究來探討。

第三種體系即軍政關系視角下的研究,把國別比較的方法納入視野,意在明確近代日本軍政關系的特質。其特點是不把陸軍(軍事)與政府(政治)先驗地對立起來,這值得肯定。但是,以往的研究在以下兩個方面存在不足。

第一,軍部介入政治的現象在昭和時期格外顯著,因此研究對象便相對集中在了昭和時期的軍政關系上。

第二,即便在這一范圍內,相對常見的也是與如何理解個別事象相關的視角,這包括“二二六事件”和東條英機政權的定位等相關問題,所以基于長遠視角的研究較少。

之所以會有上述不足,筆者認為原因恐怕在于歷史連續性觀點的相對缺失。軍政關系視角下的研究者與政策決定論視角下的研究者一方面相對不受價值判斷的束縛,另一方面卻又被昭和時期的事例過度吸引,因而優先關注解析單獨事象和其在軍政關系中的定位問題,卻極少努力從歷史連續性的觀點去理解昭和時期的陸軍。

但是,理解這些單獨事象所需要的是闡明陸軍引發這些事象的原因,即促使陸軍如此行動的根本原因(結構性原因和內在動機形成過程)。為此,我們務必要闡明“大正民主時期”的陸軍的實態,并結合這一點理解昭和時期的陸軍。因為“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的陸軍突然“革新”化并介入政治并非沒有原因的。

以上的說明同時兼顧了對研究史的回顧。綜上所述,本書將主要聚焦于以往相對薄弱的“大正民主時期”陸軍的實態研究,揭開這個新的歷史側面的面紗,分析其結構性原因和內在動機的形成過程,并考察二者在“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的具體進程。

為此,本書嘗試著重從以下四個視角進行分析。

第一個視角是將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歷史理解為日本內外體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沖擊下出現流動化并發生重組的時期。這也必然意味著本書將重視一戰沖擊帶來的意義,并將其定位為“第二次開國”。

以往,日本近代歷史中有兩個時期被普遍稱為“開國”。第一個是幕末的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來航時期,第二個是太平洋戰爭戰敗及其后接受占領改革的時期。

確實,這兩次巨大沖擊都促使日本國內的舊體制發生了全面變革。但在筆者看來,另一次巨大的外部沖擊卻被以往的觀點遺漏,這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沖擊。

以往在日本政治史領域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日本近代史上的意義不太受到關注。雖然不是完全不受重視,但與日本經濟史將其視為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的節點,或者世界史在時代劃分中將其定位為“現代”的開端等觀點相比,日本政治史尚未充分認識到這一事件的劃時代意義。

這恐怕亦與歷史認識問題,即怎樣在易偏重“明治”和“昭和”的日本近現代史中理解“大正”時期的問題密切相關。但無論如何,這還是因為此前的研究者缺乏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沖擊所具有的意義進行整體性把握的研究態度。

但如若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歷史加以回顧,便會發現這種研究現狀實在是不可思議。因為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界,日本的內外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比如在對外方面,戰后形成了歐美的凡爾賽體系和亞洲的華盛頓體系所組成的國際新體系,“新外交”理念與民族自決原則也在新體系下登場。一戰前日本外交的主軸——日英同盟和日俄協約也因一戰的終結和俄國革命的爆發或消失或失去其有效性,取而代之的是大戰后形成的東亞國際新秩序,即名為華盛頓體系的日、英、美協調體制。

而在國內,受英、美民主主義陣營勝利的刺激,日本出現了“大正民主”風潮,并促成了作為“憲政之常道”的政黨政治的確立,以及《普通選舉法》的制定實施。此外,多種多樣的思想受世界民主主義風潮和俄國革命的影響而流入日本,這也是該時代的特征。它在思想方面具有堪比明治這一文明開化時期的重大意義。

實際上,《普通選舉法》的制定實施另含有一層意義:它是一種將上述多種多樣的思想靈活地納入體制的嘗試,即通過議會更廣泛地吸收國民對體制的種種不滿和意見,以圖社會秩序的安定化。但是,以打倒天皇制為目標的“過激思想”不被政府容許,因此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安定的另一個安全閥,《治安維持法》與《普通選舉法》以配套方式被制定實施。

但總之,新的國內體制在一戰后得以形成,民主主義的兩大原則,即國民參政和陳述異議的原則,與以往相比得到了相當大的保障。

如上文所述,一戰后日本的內外體制被重組為與以往大為不同的新體制。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一戰的巨大沖擊力足以與“開國”相比擬。

然而,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在一戰后的“大正民主時期”形成的內外新體制未能長久持續,而是被所謂“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的內外新體制取代。因此,如若將1940年形成的內外新體制,即由大政翼贊會、三國同盟和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為中心構成的新體制稱作“1940年體制”(如后文所述),則可以認為該體制的出現才是一戰的沖擊所導致的最終結果。也就是說,如果從更長遠的視野看待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歷史,我們便可將這段歷史理解為一戰帶來堪比“開國”的沖擊后內外新體制形成的時期。

另一方面,如后文所述,筆者將一戰后的“大正民主時期”形成的內外新體制稱為“ 1925 年體制”,并認為它未能長久持續的特點并不意味著體制本身脆弱?!?925年體制”在國內層面同樣意味著最早自日俄戰爭以后,或最晚自辛亥革命及大正政變以來不斷發展的“大正民主”最終形成。問題在于它在尚未確立之時就過早地遭到內外形勢變化的影響。但正是由于“大正民主時期”的“ 1925 年體制”具有相當大的穩固性,這一體制才會向所謂的“昭和法西斯主義”體制——筆者稱其為“ 1940 年體制”——轉化。

綜上所述,本書的第一個視角如下:重視作為“第二次開國”的一戰沖擊的意義,并由此出發,不根據此前的傳統觀點將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歷史過程理解為所謂“大正民主”至“昭和法西斯主義”的轉變,而是將其視作“ 1925 年體制”至“ 1940 年體制”的體制變動。

本書第二個視角為,在一戰帶來的沖擊中,尤其重視總體戰沖擊的意義。

眾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上的首次總體戰。這場綜合了長期戰、消耗戰、科學戰、思想戰的戰爭將國家的所有要素與戰爭的實施直接關聯,是一場與字面意義相同的新形態戰爭。

對于一戰帶來的沖擊之一的“總體戰”問題,本書將會進行詳細論述。其總體結論為,總體戰的沖擊之所以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歷史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主要基于下列原因。

第一,陸軍是造成昭和時期激烈動蕩的主因,而總體戰問題則存在于陸軍思想與行動的最深層。陸軍成為“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日本政治中心的最大原因在于,陸軍擁有為獲取未來戰爭勝利而構筑總體戰體制的沖動,也擁有成體系的總體戰思想\[第二章的分析對象《國家總動員相關意見》(『國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是其起點\]作為保障。

第二,當時因總體戰這一戰爭新形態的出現而受到巨大沖擊的陸軍軍官群體正是在其后的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日中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直接擔綱的一代人。雖然執筆《國家總動員相關意見》的是永田鐵山少佐(1935年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時被視作統制派首領,后在其辦公室遭暗殺),但他所屬的陸軍士官學校第 16 期生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日俄戰爭的實戰經驗。因此比起日俄戰爭,一戰帶來的戰爭沖擊反而更為他們所重視。因此我們可將第 16 期生以后的新軍官群體理解為“一戰世代”,正是他們在“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的陸軍中擔任中樞職務。

第三,總體戰問題不僅關乎軍事層面,更要求極為廣泛的領域進行重組(內外體制重組)。這一點也為政黨、官僚和財界等各方所理解。如本書第二章所述,由于總體戰論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近代化論,因此其不僅是軍部自身的問題,而且是與整個日本政治相關的問題。

第四,因此,作為一戰沖擊的總體戰問題是促使兩次世界大戰間日本的內外體制發生重組的主要原因。而尤為重要的一點在于,日中戰爭后,構筑總體戰體制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成了日本政治的中心課題,并最終發展為“ 1940 年體制”。

綜上所述,總體戰的觀點不僅有益于考察軍事相關問題,對于考察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整體歷史過程也極為有益。這便是本書第二個視角。

本書第三個視角便是關注“大正民主”與陸軍的關聯性。以往的研究普遍將此兩者視為對立的,但其實態并未被充分解析。然而,這二者的關系正是“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陸軍所展現的特征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要否定兩者對立的一面。本書的一個假設在于,在“大正民主”面前所表現出的靈活性反而是促使陸軍發生質變的重要原因。

最后,第四個視角便是把陸軍(軍部)作為近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軍隊加以理解。

明治維新后,在“萬邦對峙”“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口號下,近代日本以國家資本為中心進行了“自上而下型的近代化”。在這一意義上,當時日本比西歐列強較晚開始近代化,是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即便是一戰后,日本亦仍停留在重化工產業尚未充分發展的階段。

眾所周知,在這種后發國家的近代化過程中,擁有高度的專業知識技術和牢固的組織凝聚力的軍隊通常處于重要地位。日本亦是如此,軍隊的建設較官僚組織、經濟機構、教育制度等領域更早進行,軍隊雖不是唯一的精英集團,但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為穩步進行近代化,最為必要的便是安定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軍隊本就擁有對外防衛和維持國內治安的兩大使命?;瘓浠八?,這便意味著軍隊組織對于維護安定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秩序負有責任。因此,軍隊原本便是肩負內外“秩序維持”使命的組織。

在這一意義上,作為維護秩序的機關,軍隊的正統性通過與天皇的直接關聯而得以維持。這種關聯在憲法體制中被制度化,成為統帥權獨立的形式,這給予了軍隊在政治中的獨有地位。也就是說,只有軍隊是對日本的內外局面負有明確使命,且與外交和內政均有聯系的國家機關。

這一具有特異性的組織相對獨立于內閣,即獨立于代表國家主持內外局面的唯一機關,并將維持日本的內外秩序作為目標。因此,陸軍對于兩次世界大戰間的體制變動必然是敏感的。

因此,本書的第四個視角便是對陸軍進行如下定位,即它是在后發國家的近代化過程中擁有相對獨立的使命意識,并以維持日本的內外秩序為目標的組織。

綜上所述,為解答上述課題,筆者將在兩次世界大戰間體制變動的大框架下,將總體戰的沖擊、面對“大正民主”時的靈活性,以及維護內外秩序的使命意識這三個視點相互關聯,以此對該時期的陸軍進行分析。這是本書的一大特色。通過上述分析而將在后文中顯露的一點是,“大正民主時期”的陸軍采取了極為靈活的現實主義立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使其靈活性成為可能的上述三個重要原因,即總體戰的沖擊、面對“大正民主”時的靈活性,以及維護內外秩序的使命意識同時也是促使陸軍發生質變的重要原因。


題圖為電影《日本最長的一天》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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