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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曾夢龍2019-12-19 15:27:53

华体网即时赔率 www.722417.live 通過跟蹤記錄幾個世紀以來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但也包括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衰退與之后的崛起,納亞爾的著述從“另一側”闡釋了歷史。對于任何一個想對世界經濟史有更加公平的了解的人來說,這都是本必讀的書?!畔淖?,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

《追趕:世界經濟中的發展中國家》

內容簡介

本書強調發展中國家形成與發展的主導性因素,詳細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興衰背后的原因,也討論了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主導下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作者揭示出 19 世紀發生的工業革命帶來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巨大分歧,在 1950 年之后如何依靠著發展中國家不斷提升的經濟增長率而逐漸縮小。盡管這種追趕在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人群之間并不均衡,但本書為我們展示了 21 世紀可能出現的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彼時,全球范圍內權力和財富都將實現更加平均的分配。

作者簡介

迪帕克·納亞爾(Deepak Nayyar) ,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曾先后在牛津大學、薩塞克斯大學、科爾加塔印度管理學院以及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任教。他曾任德里大學副校長,并在印度政府財務部秘書處擔任高級顧問團主席。

納亞爾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國際經濟、微觀經濟和發展型經濟方面,他的學術出版物所論及的議題范圍很廣,包括貿易政策、工業化策略、宏觀經濟的穩定性、經濟結構調整、貿易理論、宏觀政策、國際移民以及多邊貿易體系等。另外,他頻繁撰文論述目前印度的經濟發展的狀況,目前他感興趣的研究方向是全球化及區域發展。代表作另有《 20 世紀 60 年代印度的出口及出口政策》(India's Exports and Export Policies in the 1960's)、《移民、匯款及資本流動:印度經驗論述》(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Capital Flows: The Indian Experience)、《寫給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導論》(The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Liberalization)、《貿易與全球化》(Trade and Globalization)、《自由主義與發展》(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等。

書籍摘錄

結語? 第 9 章 蘊含在過去里的未來(節?。?/strong>

本書旨在分析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所發生的演變,這種分析被置于廣泛的歷史背景當中,前后延伸了幾個世紀,但是分析重點放在了 20 世紀中葉之后。第一部分是準備階段。它研究了 1820 — 1950 年發展中國家的衰落與頹敗。第二部分是重點。它分析了在 1950 — 2010 年所進行的追趕的程度和性質。本篇結語則負責總結。本章第一部分從歷史角度大致給出了變化的輪廓,為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提供了答案,并概括出了一個未曾被人講述過的故事的基本要點。本章第二部分從各種可能性和局限性出發,考察那些截至目前在追趕過程中領先的國家和那些可能會追隨其后的國家的發展前景。第三部分則參考過去預測未來,并推測這種追趕將會如何重塑國際秩序,又或者會受到國際大環境怎樣的影響。

1.變化的輪廓

在世界歷史長河中,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或者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區別是相對晚期才劃分出來的。這種差異在 19 世紀的最后 25 年里逐漸浮出水面。事實上, 1000 年以前,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來,能占到世界總人口和世界總收入的 80% 。這里面主要的份額都是來自亞洲,而亞洲主要就是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它們兩個就占到世界總人口和世界總收入的 50% 左右。這三個大洲在世界經濟中壓倒性的重要地位又延續了五個世紀,直到 1500 年。在 16 世紀早期至 18 世紀晚期,便能夠察覺出這種變化的開端。航海大發現和對美洲的殖民是關鍵的轉折點,在此之后,在國家力量和海軍力量的支持下,商業貿易實現了擴張。再加上歐洲發生的社會、政治和制度變革,為資本主義創造了發展的初始環境。即便如此,在18世紀中葉,歐洲和亞洲之間的相同點還是遠遠要比兩者的差異更為顯著。確實,人口、科技發展水平和制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可比性。 18 世紀末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在接下來的 50 年里傳播到了歐洲大陸,對即將發生的其他事件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但是,在 1820 年,也就是不到兩百年之前,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來還占到世界人口總數的將近四分之三、世界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國和印度加起來所占的比重,在 1820 年的時候也超過了 50% 。

世界經濟發生的顛覆性轉變始于 1820 年左右。慢慢地,但是毫無疑問地,世界由原先的按地理劃分逐漸轉變為按經濟劃分。這種分類標準逐漸變成了一道巨大的鴻溝。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重要性遭遇了急劇的下跌,以至于到了 1950 年,它們在世界人口總數中所占的比重為三分之二,在世界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卻只有四分之一,形成了如此顯著的不平衡。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 1820 — 1950 年,歐洲、北美洲和日本在世界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從四分之一增長到了三分之一,在世界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從三分之一多一點增長到了接近四分之三?!拔鞣焦搖鋇尼繞鵂性諼髖飯液捅泵樂薰??!捌淥搖鋇乃ヂ浼杏諮侵?,主要是中國和印度的衰退,拉丁美洲是個例外,它在世界總人口和世界總收入中所占的的比重不僅一直保持平衡,還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增長。

人均收入方面出現的大分歧也的確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在短短的 130 年里,也即從 1820 到 1950 年,如果將西歐和西海岸國家的人均 GDP 水平作為基數進行比對,拉丁美洲的人均 GDP 從占其五分之三降到了五分之二,非洲從占其三分之一降到了七分之一,亞洲則從占其二分之一降到了十分之一。但還不僅僅如此。在 1830 — 1913 年,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制造生產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其中亞洲的大部分,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產量從占比 60% 銳減至 7.5% ,而歐洲、北美洲和亞洲其他地區(主要是日本)所占的比重則從 40% 升到了 92.5% ,并且一直到 1950 年都保持著這一水平。 19 世紀發生的西歐國家的工業化和亞洲國家的去工業化可以說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就導致了大專項化的出現,也就意味著西歐國家及緊隨其后的美國專門進行加工制成品的生產與出口,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則負責進行初級產品的生產與出口。 1850 — 1950 年的這一百年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與世界經濟加速融合,從而在國家之間產生出一種根深蒂固的勞動分工,導致發展結果極不平等。這一過程引發的結果就是亞洲的衰退和非洲的逆行。盡管在后殖民主義時代,拉丁美洲除了在收入方面出現的分歧之外都要發展得比亞洲和非洲好一些,但是到了 1950 年,富裕的工業化國家和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之間依然橫亙著一條巨大的鴻溝。

在 1950 — 2010 年這六十年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生產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和人均 GDP 水平占工業化國家人均 GDP 水平的比重所發生的變化展示出了明顯的對比。以麥迪森在購買力平價基礎上估測出的數據為基礎,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生產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在 1960 年之后停止下跌,這個時候的占比大約是四分之一,在 1980 年之后出現了迅速的增長,所以到 2008 年的時候占比幾乎達到了二分之一;在人 均 GDP 水平方面的分歧在 1980 年左右也告一段落,隨后出現了適度的趨同,所以到了 2008 年,發展中國家的人均 GDP 水平占到了工業化國家人均 GDP 水平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按照市場匯率下的當年價格為標準,在 1970 — 2010 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 GDP 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從六分之一翻了一番,達到了三分之一,而它們的人均 GDP 水平占工業化國家人均 GDP 水平的比重也出現了些許增長,從十四分之一增長到了十一分之一。

GDP 增長率方面存在的差異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 GDP 總量中所占比重的增長和工業化國家所占比重的下降。在 1951 — 1980 年,發展中國家的 GDP 增長率要比工業化國家的高一些。這一點很了不起,因為這 30 年也恰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這個時候工業化國家世界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樣的增長率與之前 100 年里它們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并且,這一增長率也比工業化國家在同一發展階段的增長率要高。在 1981 — 2008 年,發展中國家的 GDP 增長率幾乎是工業化國家的兩倍。 1980 年之前,發展中國家的人均 GDP 增長率都要比工業化國家低,主要是因為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長率,但是在 1980 年之后,局勢出現了逆轉,發展中國家的 GDP 增長率高出許多,而人口增長率又出現了減速。這些差別導致在 1980 年之后人均收入方面出現的分歧告一段落,接下來就是適度的趨同,在 1990 年之后趨同開始體現出來,到了 21 世紀的頭十年就非常明顯了。

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參與在 1950 — 1980 年出現縮水,特別是與過去一段時間相比。但是在 1980 年之后又開始復蘇,并在此后實現迅速增長。這種更深程度的參與是出于自愿的選擇,與過去的被迫參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它們在世界商品貿易、出口和進口總量中所占的比重翻了一倍多,從 1970 年的不到 20% 增長到了 2010 年的 40% 多。類似的,它們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占比也出現了顯著的增長,這也體現出它們在服務出口方面的相對優勢。在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的頭十年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內外流量和存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現了增長,并取代了工業化國家的一些份額,但是它們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作為目的地國而非資金來源國。人口從發展中國家遷移到工業化國家,這也成了一種重要的參與方式,盡管現在的移民法越來越嚴苛,領事實踐的限制也越來越多,受到市場和全球化的驅動,人口遷移還出現了客籍工人、非法移民和專業人士的移民等新的形式。這種國際人口遷移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造成工業化國家生產力提高和經濟活力增強的潛在因素之一。移民匯款也成為發展中國家外源融資的一個重要來源,它緩解了增長方面所出現的局限性,盡管人才流失是非常明顯的一個負面結果,但是移民回流可以將其轉變成為一種人才獲得。

從 1950 年左右開始,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工業化進程方面出現了顯著的追趕,并在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逐漸積蓄勢能。生產總量和就業組成方面出現的結構性變化導致農業所占比重下降、工業和服務業所占比重增長,這是出現上述追趕的一個重要的潛在因素。在 1970 — 2010 年這四十年里出現了顛覆性的轉變。在不變價格標準下,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工業生產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從占其十二分之一,一舉躍升到三分之一,在當年價格下,這一占比從八分之一一舉躍升至五分之二。類似的,在當年價格標準下,它們在世界加工制造業出口總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從十四分之一一舉躍升到五分之二。

工業化還導致它們的貿易組成出現顯著變化,初級產品和基于資源開發的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下降,加工制成品(特別是中等和高級技術含量的商品)在出口和進口總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出現了增長。

在貿易發展和制定工業政策、發展機制和進行戰略性干預等方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催化劑還是主導者,對這一過程來說都是最重要的。最初的環境營造出來之后,就是一段學習如何工業化的過程,所以結果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體現出來。而且,并不是市場的魔力導致工業化出現突飛猛進的進展。首先,對于一些國家而言,主要是通過貿易?;だ詞迪紙諤媧?;而對另一些國家而言,則是通過貿易促進來實現出口為主的貿易。在這兩種情況下,外部市場在工業化的進程中都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對那些想在國際市場上變得有競爭力的國內企業來說是個試金石。這也是生產全球化的一個結果,工業化國家的跨國企業受到市場競爭的驅動,作為制造者或者買家的它們試圖削減成本。一段時間之后,這為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企業提供了機會, 20 世紀 90 年代晚期全球價值鏈的崛起也提供了一定的幫助。

很明顯,在 20 世紀后半葉和 21 世紀的頭十年,發展中國家這一側出現了顯著的追趕。把現在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同過去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進行對比能給人們一些啟迪。在 2008 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 GDP 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和它們在 1850 年時所占的比重非常接近,而以工業化國家的人均 GDP 水平為基數,它們的人均 GDP 水平占其比重和 1900 年時所占的比重一樣。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即便在 1970 年,也只是和它們在 1913 年時的水平持平。在 20 世紀末,外國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和其在 19 世紀末時的重要性差不多。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工業生產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在 1970 年還保持在 1913 年的水平上,但是到了 1990 年左右,該比重恢復到 1880年的占比水平。到 2010 年,這一比重比 1860 年的水平要高一點,更接近其在 1850 年的占比水平。總體來說,可以認為 2010 年之后,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和 1870 年或者再早一些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差不多??悸塹?2010 年的這個結果是由從 1950 年就開始進行的追趕所造成的,也可以比較合理地預測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到 2030 年時會和其在 1820 年時的重要性差不多。

非常有必要意識到,這種追趕在發展中國家世界的幾個區域之間分布極不平衡。追趕的整體結果非常具有欺騙性,因為它們所掩蓋的和它們所展示的幾乎一樣多。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生產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現顯著增長,在人均收入方面也出現小幅趨同,這些幾乎都要歸功于亞洲,拉丁美洲這兩點都不符合,非洲的占比則出現了下跌。它們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出現迅速擴張,也幾乎完全歸功于亞洲,拉丁美洲勉強保持了自己所占的比重,而非洲則持續下跌。幸運的是,外國投資的分配方面沒有這么不平衡。但是,工業化進程中的追趕在區域之間的分布還是非常不平衡的。亞洲引領著這一過程,包括實現結構性變化、在工業生產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增長、加工制成品出口增加,以及貿易模式的變化;拉丁美洲相比之下幾乎毫無變化,非洲則毫無進展。確實,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造業增加值和加工制成品出口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大幅增長,主要都歸功于亞洲,拉丁美洲所占的比重出現小幅增長,非洲所占的比重原地踏步。

工業化中的追趕不僅僅表現在區域間不平衡,在各個區域內的各個國家之間分布也很不均衡。追趕主要集中在幾個國家和地區,即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亞洲的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中國臺灣地區、泰國和土耳其,以及非洲的埃及和南非。這些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被稱為“未來十四地”。事實上,它們在發展中國家世界具有壓倒一切的經濟重要性,這主要是參考它們的規模大小,而這種規模大小是從它們的 GDP 總量、總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參與程度中體現出來的,是從它們的貿易、投資、人口遷移和工業化程度上體現出來的,是從它們的加工制成品出口和工業生產總量中體現出來的。這種集中的決定因素在于其規模、增長率和歷史。在這幾個國家和地區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多樣性,而且即便是集中于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同樣的因素,也有不平衡的分布。中國在“未來十四地”中逐漸體現出來的重要性特別令人吃驚。很明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成功并不一致,各自有各自的特點,所以必須從它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大背景來進行理解,同時還要明白它們的既有歷史。但是,盡管存在如此明顯的多樣性,根據它們在地理環境、規模大小、經濟特征和發展模式等方面的相似之處,還是可以把它們分成幾個組群。同時,即便不同的組群之間也會有不少的相同點。初始環境、授權機制和支持性的政府是將它們推上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因素。

追趕的過程與世界經濟中的一些持續的或者剛剛出現的分歧緊密相連。全球各個國家和人們之間的不平等還是保持在一個較高水平。即便現在,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也主要表現為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巨大鴻溝。世界人民之間存在的不平等在 1820 — 1950 年之間急劇擴大。這主要是因為大分歧的出現,并在 20 世紀后半葉持續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在追趕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世界的一些國家以及一些國家中的部分地區被排除在這一過程之外。在最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世界的其他國家之間,人均收入水平也出現了巨大的分歧。即便“未來十四地”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出現了大幅的趨同,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國家之內的一些地區還是被排除在外了。更重要的也許是,發展中國家世界迅速的經濟增長雖然是總收入水平提高的潛在因素,卻沒有使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多少改善。在 1981 — 2008 年,發展中國家總人口中處于國際貧窮線之下的部分雖然減少了,但是依然占據著不小的比重。并且,生活在兩種貧困線以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生活支出低于 1.25 美元和 2 美元的絕對人口數還很大,而處于這兩條貧困線之間的脆弱的人群,其總數在這一時間段內翻了一番。在 2008 年,世界上生活在這兩條貧困線以下的貧困人口當中,有四分之三的都在亞洲,盡管亞洲經濟增長迅速、在世界總收入當中所占的比重逐漸增長,并且在工業化進程中實現了趕超。 這是因為經濟不平等在一些國家內部是十分嚴重的,特別是在引領追趕進程的“未來十四地”。因此,追趕是有必要的,但是并不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


題圖為電影《美國工廠》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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